范坚强和小新当年爱说高人练剑,意指很高的贱人,大部分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都落实到我的头上,其实俺是很好的人,并非他们所说的那么不堪。今天的标题很大套,第一我不讲怎么应对,第二我不说实际的事情,第三别扯到我和我的同事身上。就当看看一个简单的口水表白吧。我讲几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个故事很久远,发生在了遥远的2006年。后面的故事则发生在现实的当时,我只能感慨,这么多年,很多东西,虽然经历了时间和空间的变更,实际本质却没有变化,所谓永恒,也就有点这么意思了——可惜,这类事情不可能说是永恒。具体原因,自己猜度。
临时插一句话,刚刚和团队开完会,几个事情落实了一下,真有点放松,居然有些犯困了,可怜啊。
开始讲故事吧,这个故事的当事人,都还在这个行业,但是团队的人,都已经离开了原先的那家公司,所以,我可以顺畅的使用代名词。那天我在客户现场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很明确的告诉我说是我公司的高管——实话说,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高管到底算不算一个正式的 Title——对方很和蔼可亲的问了问我的现状,然后问了我是否认识某位老兄,我很明确的告诉他我认识,然后对方就问我愿不愿意参与当前那位老兄所在的项目,从而为了党国的轰轰烈烈的事业添砖加瓦。我那时热血沸腾啊,一个高管纡尊降贵的问俺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虾皮,我拍着我瘦弱的胸膛掷地有声的告诉他:我愿意。其实事情远不如我想的那么简单,那个时候的我,认为天下的人都是为了完成事情而工作的。当时我所在的项目中,我已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在项目中可有可无,这种失落感也促成了我想做点事情的动因。第二天我的垂直领导找到我,首先是客气的问了问我的情况,然后就明确的问我是否答应了某人。我很实诚的说我答应了,我以为你们都达成一致了那个高管才给我打电话。事实上正好相反,那个高管玩了一个偷梁换柱,他还真是首先给我打的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在我现在所处的外企,这种越级征询意见的事情,很常见,因为外企的文化强调对个体的尊重。而当时的国企,却是官本位,所以越级征询的事情,相当罕见。而这个高管就是运用了大家的惯有思维,先从我这儿套了话,然后再直接转到我的直系领导那里说“你看,某某都很愿意过来了,你拦着人家做啥”(这笔账,我单纯的记下了,在后来的项目实施中,因为我对他强烈的恶感,虽然我表现很积极,但是我压根没有尽力,我的网站也就是在现场项目开发的百忙之中建设的。我不喜欢记仇,我喜欢现世报。)。回到直系领导问话的环节,我当时的非直系领导,现在我的老大哥,在那个场合明显看到了问题所在,就帮我说了几句好话,无非是说我年轻不太懂那个高管又太阴险这小孩怎么能够了解得到哪些。结果这个劝架的直接触怒了我的直系领导,我的直系领导很不给面子的没有理我的老大哥,直接针对我,我当时无语,也不想争辩什么,直到这厮发现自己的怒气发到了棉花上,冒出了几个耳熟能详的脏字的时候,我也爆发了,我说“老何,你别他妈说什么他妈的,换到是你,你他妈怎么回答?”。事后,据当时的秘书说,我那样子很有点脸红脖子粗的斗鸡的味道。没有预想到的口水脏话大战,我的直系领导,老何,嘟哝几句什么管不了了就自动撤退了。过了没多久,也许是和更高的领导商量之后,老何很高调的把我叫到办公室,我以为这下应该要洗白了,也就没说什么,过去了,结果是老何让我准备出差而且带上贵州的两个兄弟一起。那个时候的感觉,的确很奇怪。这个事情只是开始,这次的事情纠结的很远,到后来我离开那家公司还产生一定的作用。我在MSN上的签名“老何,我知道你这个夏天干了什么”就是后续的事情的延续,因为那次的事情是和老何自身相关而无关于公司,所以我就不再多扯淡了。
作为一个开发人员,想法单纯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了江湖就会有帮派。帮派的形成,最开始是所谓的兴趣共同体,逐渐演变成为利益共同体。在兴趣共同体的阶段,这些聚集的人还不存在责权之分,只有大家为了某件事而聚在一起,目的单纯,而且效率很高。但是利益共同体在建立在责权之上(自身的约束和监督也是必不可少)。一旦这种利益共同体建立成了,很大程度上,在共同体内部的个体行为会为了利益共同体的最大利益奋斗。在现在公司里面,有个更加形象的词来形容这些利益共同体:派系。一个派系,绝非简单的几个人聚集在一起而产生的,它可能会贯穿整个运营体系,从研发、实施到市场、销售,可能都会有钉子安插。和武侠世界中的江湖一样,这些派系明里暗里都是互相透明的,绝少有人能够骑在两个派系中左右逢源,但也不排除间谍之类的超人出现。
回到故事本身,其实那个时候最大的问题并非是我答应或者没有答应。作为一个最没资格说派系的人,我被默认的划归为老何派系中的人(而实际上我更加信服我的老大哥一些,我的老大哥和老何一直不对盘)。而高管那边明显也和老何不是一个派系的,所以,战火从上蔓延到了下面。这也是为什么高管如此精明的人会做出这种明显出格的举动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我再说一点延续。就在不久前,我们当时去北京的三个人中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同志,也因为夹在两个派系中难以为继,从而不得不辞职离开了那家公司。我感到很遗憾,也很悲哀。